新闻调查｜美国关税战之害的世纪警示

  通胀预期高企、衰退预期提升、美元指数走低……美国新一届政府上台以来，关税政策带来的负面影响超出市场预期，不仅给美国经济带来更多麻烦，也给全球经济带来更多不确定性。分析的人说，美国关税政策在世界上制造混乱和不确定性，对美国没有一点好处，是一场灾难。

  这种反思让人不禁想起上世纪30年代，在国内日趋高涨的贸易保护主义压力下，胡佛政府推出《斯穆特-霍利关税法》，大幅度提高关税。此举不仅反噬美国国内经济，还搅乱了世界经济、加剧大萧条，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的诱因之一。

  历史一再证明，贸易保护主义没有办法解决美国结构性经济困境，坚持“美国优先”，无视历史教训，必将损人害己，造成经济活力下降、市场秩序混乱的困局。

  被称为“美国历史上最糟糕法案”的《斯穆特-霍利关税法》肇始于美国农产品保护之争。20世纪20年代，欧洲农业从一战中恢复，作为美国战时主要出口产品的农产品价格下降，美国农业利益集团游说联邦政府保护农产品价格。

  1929年，共和党籍总统胡佛上任后，着手提高农产品进口关税。其他产业利益集团也借机游说，推动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全面升级。犹他州共和党人、参议员斯穆特和俄勒冈州共和党人、众议员霍利于1929年共同发起旨在全方面提高各类进口产品关税的《斯穆特-霍利关税法》。该法案出台前就遭到美国学界和商界强烈反对，但胡佛最终在1930年6月17日签署该法案。

  和此次特朗普政府的关税政策相似，《斯穆特-霍利关税法》几乎为每个行业量身定做了关税，将2万多种进口商品关税提升到有史以来顶配水平，最高税率达60%。此后，各国通过征收报复性关税、限制贸易、制定出口配额等手段反制美国，加拿大、古巴、墨西哥等国第一时间大幅度提高关税，一场全球贸易战拉开帷幕。

  1930年，法国提高从美国进口的汽车、零部件、猪油等商品关税；意大利将美国汽车关税提高至100%以上；西班牙也提高针对美国汽车、轮胎、缝纫机等商品的进口关税。

  美国历史文献办公室多个方面数据显示，1929年至1932年，美国从欧洲进口商品金额由13.34亿美元降至3.90亿美元，出口欧洲的商品金额从23.41亿美元降至7.84亿美元。这一时期，美国进出口贸易量减少了约67%，而世界贸易总量在1929年至1934年间下降了约66%。

  加征关税犹如打开“潘多拉的盒子”，贸易骤降、股市暴跌、失业率升高，美国经济在负面因素影响下加速下行。1932年7月，道琼斯指数跌到41点的历史最低水平，相比1929年9月的最高点下跌89%。《斯穆特-霍利关税法》通过后，美国失业率持续走高至1933年的25.1%。农产品出口大跌导致许多美国农民拖欠贷款，连带又拖垮了一批区域性农村银行。

  关税引发的贸易战加剧了全球经济的大萧条。《斯穆特-霍利关税法》实施头一年，欧洲贸易总量下降18%，第二年和第三年分别下降了33%；三年间，工业总产值平均每年下降15%。到1934年，全球贸易总量和全球工业总产值分别下降了66%和33%。

  德国政治经济学家海因里希·李普曼回顾这场贸易战时评论说：“没什么比1930年的美国关税措施更能妨碍国际贸易关系发展。世界上最大的债权国在面临严重危机时，在自己周围建起史上最高的关税之墙。”

  经济衰退引起社会动荡，加剧地理政治学焦灼的事态，助长了极端思潮和保护主义情绪。一些国家在经济困境中采取更激进的外交和军事政策，走上极端民族主义和扩张主义道路，为二战爆发提供了土壤。

  纵观美国历史，贸易保护主义思潮不仅在很长历史时期内占据主导，并且每当经济下降带来的压力加剧时就会卷土重来。

  自建国以来，美国政府多次挥舞高关税“大棒”，给美国国内和世界经济带来冲击——

  1861年，时任总统林肯上任后积极推行保护北方工业资本利益的高关税，严重冲击依靠农牧产品出口的南部农场主集团。高关税政策在很大程度上导致南北分裂、社会撕裂，成为美国内战爆发的根本原因之一。

  1897年，时任总统麦金利签署《丁利关税法》，为了大资本的利益大幅度的提高羊毛、棉纺品、丝绸和糖等商品的关税，把美国进口关税平均税率提升至52%。这直接引发美国进口商品的价值大涨，消费者开支大幅度上升，加剧全球贸易紧张局势。

  1922年，美国通过《福特尼-麦坎伯关税法》，不仅导致1923年至1929年平均关税税率提高至38.2%，还出台了声名狼藉的“反倾销”政策。这一政策迅速引发欧美贸易战，法国、西班牙、德国、意大利均提高针对美国商品的关税，导致美国农民每年损失超3亿美元，让全球主要贸易国放弃自由贸易原则，导致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欧美各国的矛盾迅速累积恶化。

  《斯穆特-霍利关税法》引发全球贸易战并带来难以处理的后果后，罗斯福总统审视残局，总结出惨痛教训：高关税引发报复并扼杀投资，使美国走上了“毁灭之路”。在罗斯福推动下，美国与主要贸易伙伴国签订新的自由贸易协定，各国间的高关税壁垒逐渐松动。杜鲁门政府一度将平均关税降至13%。但《1974年贸易法》的通过，让“301条款”成为美国最常用的单边贸易保护工具。1979年至1982年，美国经历两次严重经济衰退，里根政府为保护国内汽车、钢铁等行业，采取了新的进口限制措施。

  贸易战若发生，贸易保护阴影难以短期消散。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教授徐建炜指出，贸易战一旦开始往往旷日持久，其间还会伴随受惠于贸易战的利益集团的推波助澜。对于《斯穆特-霍利关税法》掀起的贸易战，尽管美国从1934年开始慢慢地削减关税、寻求贸易自由化，贸易战却也延续了接近10年，直到二战开始才真正结束。

  2018年，特朗普在其第一任期宣布对中国进口商品加征一定的关税，挑起经贸摩擦。2021年以来，拜登政府不仅延续了加征一定的关税措施，还着手推进“脱钩断链”，打造“小院高墙”，破坏全球经贸体系。但这些举措非但没能让美国如愿实现制造业回流或减少贸易赤字，还导致其经济受到冲击，信誉受损。

  美国全国经济研究所指出，美国从2018年开始的加征一定的关税并未帮助美国相关行业增加就业。据估计，美国农民每年面临超过120亿美元的损失。

  美国政府声称遭受“不公平贸易”，一些政客认为提高关税是消除美国贸易赤字的“最优解”。然而，这恰是美国政府对国内经济问题的误读与曲解。美国经济学家、哥伦比亚大学可持续发展中心主任杰弗里·萨克斯指出，美国的贸易逆差源于自身财政赤字和低储蓄率，而非别国的贸易行为。美国以错误的经济逻辑为依据，对他国滥施关税。

  加征一定的关税不仅不“对症”，还会严重伤及美国国内消费者、美国企业和全球经济。中国贸促会研究院院长赵萍对新华社记者说，加征的关税将转嫁给美国消费者，不仅难以实现预期的产业保护目标，还会导致通货膨胀风险再次升高。

  标准普尔全球公司近期预测，加征关税的国家和被加征关税的国家都将遭受经济损失，其他几个国家也将遭受附带损害。持续高关税会扭曲价格信号，进而阻碍全球提升生产率，对经济造成长期损害。

  赵萍认为，在全球分工高度专业化、生产一体化的今天，贸易保护主义的负面影响传导速度更快，波及范围更广，扰乱全球产业链、供应链稳定，阻碍全球经济和贸易增长。

  当历史行至危险边缘，回顾保护主义之害，世界呼唤摒弃短视筑起的“高墙”，避免全球贸易走向碎片化。以史为鉴，如果美国一意孤行，站在逆规律、逆潮流的一边，将难免重蹈覆辙，事与愿违，造成双输、多输的恶果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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